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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龟兹石窟壁画中多次出现一种宽刃，其形象亦曾出现在犍陀罗、中亚和河西走廊、西藏、云南、中原的艺术作品中。在新疆的出土文物中曾发现其痕迹，在犍陀罗和大夏亦曾出土宽刃。上述各地的宽刃具有明显的亲缘性，即新疆宽刃源于犍陀罗宽刃，而犍陀罗宽刃又源于希腊、罗马宽刃。这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为研究古代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了又一实例。世纪初，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清末新政对新式教育的重视及教会女学的兴起，四川民间始兴女学。7年以后，由于四川当局的重视与扶持，女子教育发展迅速，受教人数逐年增加，受教范围亦逐年扩大。四川女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受当时各种条件的影响，学成效不应过于高估。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化生与摩侯罗作为儿童形像， 早出现在唐代，一直绵延至近世。它们与古汉语、民俗、宗教、文学、艺术、考古等都有密切关系，涉及面很广，弄清它们的功用、特点及来龙去脉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自上世纪3年代以来，虽经中外学者的探讨，面貌仍未清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化生与摩侯罗的异同及源流进行了考察，试图理清化生与摩侯罗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并对相关文物进行了鉴别与解析。西周应国为姬姓封国，始封国君为武王第四子，与邘、晋、韩等为之国，爵位为"侯"。始封之地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滍阳镇，辖境略相当于今平顶山市区及宝丰、鲁山、郏县、叶县等地。应国于春秋早期被郑国所灭。本文是对徐州地区新发现的一座汉墓的2块汉画像石进行的考察与研究。根据实地调查与走访，文章介绍了这些画像石的发现经过，对其图像进行了描述。在对画像内容与艺术技法的比较研究中，分析了这批画像石的发现地为萧县(现属安徽省宿州)龙城镇陈沟村；根据与萧县近年发现的汉画像石内容与形式的对比研究，证明此批画像石与萧县博物馆中龙城镇陈沟村出土的画像石是同一时代，有相同的图像内容与相同的雕刻技法。此批画像石对于徐州地区的画像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是汉画像石中的精品之作，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艺术风格。目前学者一般将中商文化分为三期，但其中尚有一定的年代缺环。据郑州、河北、安阳三地的中商期典型遗址，我们研究提出了新的四期分法，同时对中商分期与都邑、王年的对应关系展了初步探讨。焦作地区出土的汉代陶仓楼数量多，类型丰富， 地方特色，但目前已发表的以陶仓楼为中心器物组合的墓葬材料并不多。1月至211年1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在焦作白庄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MM57M627保存完好，出土器物完整，且每个墓中分别出土囷楼、三层无足简式陶仓楼和五层彩绘带院落陶仓楼各一件，这三种类型的陶仓楼代表了焦作地区小型陶仓楼的基本类型。《三希堂法帖》是清乾隆时期镌刻的一部大型刻法帖，是帖除收刻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外，还根据《石渠宝笈》选取了魏晋至明末135位名家的3多件作品，并有2多段题跋和16余方印章，内容宏富。从高宗弘历特谕镌刻此帖至刊成并嵌石于北海阅古楼，前后用了近六年时间。是帖与其他几部清代宫廷镌刻的大型丛帖有共性，同时一些刊刻中的成例也由此帖而始。本文以清内府档案为依据，结合清宫遗存拓本的情况，以实例为证，对一些鲜为人知的清代宫廷刻帖的相关词汇予以介绍，并对以往人们鲜有涉及的双钩人员、监理员、石料选择、增刻改动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期望能为刻帖这一专门学问的深入研究些。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